有人說：“賦這種文體，是由《詩經》衍發而來的一種文體。”過去，成王和康王去世後，頌聲停止了，先王的恩澤枯竭了，詩也由興而衰了。漢朝初步安定時，因政務繁多而無暇顧及文化，到了漢武帝和漢宣帝時代，開始尊崇禮官，考核經籍，講論經典。京城裡設金馬門校理經典，石渠閣收藏圖書，京城外建立音樂官署協助校正音律，把前朝廢棄的好制度和近乎滅絕的先進思想遺文繼承發展起來，為國家偉大事業的發展營造積極氛圍和有利條件。這些措施使人民愉悅安樂，吉祥的瑞兆更加多見，讓《白麟》、《赤雁》、《芝房》、《寶鼎》這些歌進入廟宇祭天祭祖；借用神雀、五風、甘露、黃龍的吉祥，用它們作為年號。
因此，文學侍從的臣子們如司馬相如、虞丘壽王、東方朔、枚皋、王褒、劉向這些人，他們朝夕寫作，進獻皇帝的辭賦很多。
而三公九卿的大臣們如御史大夫倪寬、太常孔臧、太中大夫董仲舒、宗正劉德、太子太傅蕭望之等人，也時作有文章。

他們有的抒寫臣民的情志而與諷諭之道相通，有的宣揚君王的功德而盡其忠孝之心。他們的辭賦寫得雍容華貴，四處傳揚，昭示于後代，其價值僅次於《詩經》中的雅頌之作，所以，漢成帝時代經過評論而收錄的辭賦，進獻于皇帝的大約有幹餘篇，此後漢朝的文章辭賦，其顯赫可以與夏、商、周相提並論了。

再說，王道的發展有平庸的階段也有隆盛的時期，學者們的學問也有深淺精疏的差別，但是，隨時勢而建功立德的人不會因為古今遠近就改變法則。所以皋陶作歌頌揚虞舜的聖明，奚斯作詩讚美魯國君王，都被孔子所採集，收入《詩經》和《尚書》中，道理是相同的。考察古代的皋陶、奚斯是這樣，再看漢賦作家也是這樣(都用文章來為君王歌功頌德)，寫詩作賦雖是小事，但這是祖先留下來的法則，能使國家美名流傳，所以也是不可缺少的。我看到現在天下太平，朝廷安寧，京城洛陽修建宮殿，疏通城池河渠，興建林苑，使京城的設施更為完備。但長安的老年人都懷有怨恨，希望皇上能關心長安，他們極力誇耀以前長安的規模制度如何盛大美好，又鄙薄非議今天的洛陽如何簡陋，因此我寫下了這篇《兩都賦》，用來制止他們在百姓中引起的迷惑，用今天必須建都洛陽的道理讓他們信服。